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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建章:至少要用GDP的2%到5%来补贴和奖励生育

  2018年7月11日澎湃新闻报道:今年以来,国家卫健委已组织专家,研究奖励生育的可能性,测算对不同孩次家庭给予奖励,所能带来对刺激生育的不同效果。这项研究预计将在年底完成,届时可能上报有关部门。

  过去,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是限制生育,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是处罚所谓的“超生”或“计划外生育”。即使有奖励措施,主要也是奖励少生,而不是奖励多生。但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,中国的生育政策正在酝酿根本性转变,从限制生育转变为奖励生育。

  最近,辽宁省印发《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(2016—2030年)》提出,辽宁省的总和生育率要从2015年的0.9提高到2030年的1.8,并对生育二孩家庭给予奖励。然而,这一规划并未提出要对生育三孩及三孩以上的家庭给予奖励。

  虽然中国从2016年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,但近两年的出生人口远低于预期。未来可能很快就会全面放开,但是整个的人口形势还是非常不乐观的。中国人的生育文化和东亚其他国家比较接近,在没有任何生育限制,而且在有一定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下,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仅有1.1到1.4,属于超低生育率。在全面放开生育但不鼓励生育的情况下,中国很有可能和这些国家一样也是超低生育率,而且更悲观、更糟糕的是,中国城市人群的生育痛苦指数比这些国家还要高,中国人的生育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。原因有如下几点:

  第一,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。2017年,北上深平均房价突破6万元,厦门、广州跟随其后,均价达到3万元,而三亚、杭州、南京、福州、天津则突破2万元。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。

  第二,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我们的收入来说也是世界上最高的,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,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,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。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,养育一个孩子平均每年的花费是3万元,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。如果算上二孩所需要的额外的住房面积和看护成本,在一二线城市生育二孩的直接成本就超过百万,堪比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。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/3。

  第三,在中国养育孩子,除了需要承担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,还面临严重的看护困难。相对于其他国家,中国的托儿所奇缺。所以,如果夫妻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参与工作,通常摆在他们面前的选项只有两个: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,二是由家中老人来帮助看护。可是年事已高的老人们,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愿意或者说没精力来帮着带孩子,尤其是二孩更难获得来自祖辈的帮手。所以很多父母在自己坚持工作的情况下,就只能雇保姆或月嫂。可近几年,月嫂工资薪资猛涨,与香港的菲佣薪资相差无几。

  第四,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,中国女性这么强,她们生小孩的机会成本也是很高的。许多职业女性面临要升职还是要生孩子的两难选择。在职场上,女性被要求和男性付出的一样多;而女性在生育和家务的角色上,社会也要求女性付出更多。

  综合以上几点,可以说,在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。这也是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处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重要原因。所以如果仅仅是放开但不鼓励生育,很有可能中国的生育率会比日本、韩国还要低。

  所以仅仅放开生育是远远不够的,中国必须推出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,才能扭转低生育率的颓势。应该出台什么样的鼓励生育政策呢?很多方面,比如说提高教育的便利、高考改革、兴建很多托儿所、提供各种生育福利……但是最根本的、最重要的政策,就是直接的财政补贴以及减免税收。

 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,如果不通过财政补贴的手段降低生育成本的话,人们是不会多生的,只有真金白银人们才会提高他们的生育意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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